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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董馨 梁国杰
法国近期在国际舞台上动作频频。8月下旬，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，承诺加快向乌克兰交付军事装备；同时，法国推动欧洲各国强化对乌支持，并邀请各国参与其尖端军备项目，凸显巴黎在欧洲事务中仍然拥有诸多“影响力杠杆”。
而在其经营数十年的非洲大陆，法国喜忧皆有。5月，马克龙在英语国家肯尼亚举行“Africa Forward”峰会，试图突破法语非洲的地缘边界。时隔仅一个月，布基纳法索宣布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，促使法国努力寻找新的对非合作路径。8月上旬，经历长期紧张后，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的司法合作出现恢复迹象。一边失去伙伴，一边修补关系，同时向新的领域寻找支点，法国对非政策或将经历重构。
近年来，从马里、布基纳法索、尼日尔，到乍得、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，法国在非洲延续数十年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不断“缩水”，围绕资源开发、货币体系、政治影响和文化认同的争议同步升温，“法国正在失去非洲”成为欧洲舆论场反复出现的论调。
如果单纯把这一变化理解为法国外交的挫败，恐怕会误读其背后的深层含义。法国正在失去的，不只是几个军事基地和经济特权，而是一套延用数十年的“操作系统”；非洲乃至更多南方国家正在获得的，则是越来越大的战略自主权。
长期以来，法国在许多前殖民地保持着特殊影响力。军事基地、防务协定、法国企业、法郎体系及语言文化，共同构成了“前宗主国特权”，这套机制使法国能够以较低成本维持其在非洲的政治、安全和经济影响力，借此支撑其全球大国地位。而今，这一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。法军撤离非洲只是最直观的表现，其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，非洲各国越来越强调自主决定安全政策、资源开发方式和外交伙伴。以往被视为“理所当然”的法国-非洲关系模式，如今要重新接受主权、平等和现实利益的检验。
因此，问题不在于非洲是否变得“反法”，而在于法国能否适应愈发自主的非洲。结合更广阔的背景看，这一变化是全球南方政治主体性上升的缩影。20世纪，非洲去殖民化解决了形式上的政治独立问题；21世纪，非洲国家越来越关心实质性的自主——国家安全由谁决定，自然资源如何开发，发展道路如何选择，对外合作与谁展开？就此，与其说法国“失去非洲”，不如说非洲正在找回选择权。
这种选择权的扩大与世界格局多极化密切相关。过去，非洲在安全、投资、基础设施和外交合作上选择有限，法国长期占据特殊位置。现在，中国、俄罗斯、土耳其、印度、海湾国家及其他新兴力量积极参与非洲事务，非洲对外合作的空间明显扩大。对非洲而言，多极化首先意味着选择权增加，各国可以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伙伴之间进行比较和合作，在大国竞争中争取更多筹码。而法国失去的，其实是那种“舍我其谁”的特权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法国试图通过减少军事存在、强化投资合作、寻求新的伙伴等重塑自身形象。只不过，如果这种调整停留在形式层面，而不能正视非洲国家更自主、更平等的伙伴地位，那么，法国所谓“重返非洲”仍难取得预期效果。
法国的处境对其他域外国家具有启示意义。首先，不应以“填补法国留下的战略真空”看待非洲事务。所谓“真空”本身就带有传统的“势力范围”思维。非洲不是任何国家的“后院”，法国影响力下降，不意味着另一个外部力量取而代之。恰恰相反，当前非洲政治最突出的变化趋势，就是各国拒绝被外部力量定义和安排。换言之，对非合作的优势，不应建立在“争夺影响力”的简单逻辑上，而应体现平等、互利和发展导向。
法国的经验教训表明，仅仅依靠政府间关系、传统精英网络或既有影响力，不足以保证长期认同。对中国来说，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农业、医疗、数字经济、绿色能源，再到职业教育和“小而美”民生项目，中非合作近年来的一大特色，就是注重回应当地现实发展需求。未来，随着在非洲的利益和合作范围持续扩大，中国需要更加重视这种合作的本地化和社会基础；青年就业、产业带动、社区关系、环境责任和文化沟通，都将越来越深刻地影响中非合作的可持续性。
法非关系变迁带给世界的启示，并不是谁将在非洲取代法国，而是谁能够真正理解一个更加珍视主权、更加追求自主、也更加善于利用多极化环境的“新”非洲。进一步深化对非合作，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非洲正在发生的变化，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主权、尊严、公平和发展机会的期待；在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之外，教育、智库、青年和地方层面的交流也应得到加强，让合作成果更多地转化为当地人民可感知的发展收益。
（作者董馨是大连大学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研究员，通讯作者梁国杰是大连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、小岛屿区域国别研究联盟秘书长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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